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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專欄 - Yahoo! 財經 " 工業大國如日本，南韓也有自己的農業，甚麼土地不足是廢話。日本的土地價格也高昂，但也注重農業發展。事在人為，食材飛漲將會是長期的問題。香港人沒有太多土地可以自己種值。當政府沒有長遠的策略，市民將有長時間的痛苦。

財經DNA 羅耕 八十後主動造時勢吧 港官以至某些年長之士，有意無意將「八十後」邊緣化，將之看成一羣少數族裔。不過翻查數據，八十後大概指卅歲或以下，佔本港人口三分之一，根本一點也不少數。將三分之一人口標籤成少數，或將之簡單地看作單一的利益團體，當然會鑄成大錯。 有人總覺「一蟹不如一蟹」，認為八十後的觀點幼嫩，不加重視。然而果真如此，我們不會見到人類一代比一代進步。別將以往的大學生與今天的相提並論；要比，應將以往頂尖1%精英與今天頂尖1%比，孰優孰劣？難一概而論。單是張開把口講英文，當今有些「精英」連字母都讀不準，講國語就更放上網被人笑；反而幾歲大的幼稚園生卻有條件三語皆「肋肋聲」。縱是頂尖1%港人比頂尖1%大陸人，相信亦不怎輸蝕。 今天的社會精英多是五十後，但其實五十後也有不少是一事無成。在多元社會裏，任何年齡層皆分布參差，學理上根本不應以年齡劃分。但為何這種分化卻自然形成呢？相信是還是時勢使然。不能否認的是，某些年代的人確比另些年代的人幸運。生於五十年代以前的最慘，大戰年代根本連能否活下去都成問題。在香港，別看其他，單看恒指對數趨勢，便知九十年代以前升速較快；經濟一樣，九十年代以前的增長明顯較高。 就業市道滯後於股市、經濟，故就業市場轉差不是九十年代初的事，而是亞洲金融風暴後的事。由此可見，這種八十後分化，是1997年後才出身就業市場的時勢所使然。人生最黃金的打工、創業年代撞正長達六年的持久衰退，其沮喪及不忿絕對可以理解。至於今年才廿餘歲、八十年代出生的一羣，亦同樣一畢業便碰上金融海嘯。由此可知，他們不滿的除了現行制度及機會減少外，生不逢時亦或是造成怨氣的重要因素之一。 雖說時勢造英雄，但英雄也可造時勢。八十後，你們會想造個怎樣的時勢？ lawgang@gmail.com

信報 ﹣ 社評 4th June, 2010 悼六四 哀香港變質 從八九年開始，每年六四我們都會以社評作悼念，從最初的譴責、要求平反，到近年轉而探討中國應該如何走向法治和民主、揚棄專制獨裁；我們能夠做的，實在是微不足道，但我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年復一年的悼念、聲援和支持，為天安門死難同胞發聲討回公道，對內地或多或少都會產生若干衝擊，令北京知道仍然有一個中國人的地方從來沒有忘記過當年發生的慘劇，也有一批中國人至今還堅持官方要為這宗慘劇平反，要向死難者家屬道歉賠罪。每年六四前後來香港旅遊觀光的內地同胞，對於香港人的六四悼念活動也許不方便公開參與或支持，但耳聞目睹產生的潛移默化之功，對內地應會發揮細水長流的影響。 不過，近年悼念六四活動出現了一個新現象，就是支聯會和悼念團體的「鬥爭對象」從北京轉向了特區政府，尤其是執法部門，包括在示威集會時發生肢體衝突、警方對集會作過多的無謂限制而生的抗爭，以至今年——也許最嚴重的一次，沒收擺放在時代廣場的民主女神像。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警方在沒收民主女神像不足二十四小時就發還給支聯會負責人，而且不附任何條件，比起當天扣押民主女神像時的強勢手法以及要求支聯會必須作出各式承諾，警方態度明顯是來了一次大轉彎，箇中原因，相信是警方明知執法無據、拘押失當，才在匆匆之間無條件退讓。香港是法治之地，處理悼念六四活動也非始於今時今日，難道警隊會在完全沒有諮詢律政司的情況下貿然扣押民主女神像，然後在不足二十四小時之內又立刻改變態度？我們懷疑，是否警隊之上有更高層的壓力，要求執法部門要處事從嚴，不得手軟，而在強大的壓力底下，警方惟有勉強執法，卻在群情洶湧飽受質疑之後徹底「投降」；如此作為，既向「更高層」作了交代，「盡了本分」，但卻可顯示出這種打壓手法在香港的法治社會根本行不通，於法無據，也不能得到市民支持。以上純屬我們的「揣測」，但假如與事實不符，那是否反映香港警隊執法水平竟下降至如斯劣拙的地步？相反，如果我們的「揣測」距離事實不遠，那麼這股高層勢力——應是來自北京的命令，是否有意要向特區政府施壓，把內地的政治標準強加諸香港身上？ 同樣令我們不明白的，是中大校方為何在前天竟會以「堅守政治中立」為理由，拒絕學生會申請擺放民主女神像。政治中立，是指大學不會參與政治活動，不會有任何公開的政治立場，但把民主女神像移入中大擺放，與政治立場又有什麼關係？中文大學曾經...

There is only 55 days leave for my big day! My friends, wish to see you all on 12-June-2010!

There is only 83 days to go....

2010年3月9日 信報社評 切勿走復建居屋的回頭路 從行政長官在去年十月施政報告內提出關注樓價開始，民意對「樓價飆升」、年輕一代無力置業的不滿日益高漲，政府雖然力證樓價上漲的問題僅在豪宅市場出現，普通住宅價錢仍在可負擔範圍之內，而地處偏僻的私人樓售價不高兼有各式選擇；但是，民意不但不接受政府的解釋，相反認為樓價太高、市民無法負擔，政府應該照顧無力「上車」的置業者的訴求；直至昨天，一批商界人士公開表態贊成政府應該恢復興建居屋，對政府而言，這是一記重重一擊，因為過去支持政府復建居屋的絕大多數屬於基層團體、草根派議員及泛民政黨，他們跟商界站在另一面；但如今「倒戈」支持復建居屋的，竟然是商界人士，而且是社會上有頗高知名度、立場向來親政府的成功商人，他們轉軚，令政府很難再以「經濟原則」作為反對復建居屋的理據。 我們不知道為何部分商界人士會突然表態支持復建居屋，但記錄顯示，九七年之後樓市開始崩潰之際，反對政府干預樓市、認為政府應退出居屋市場的很多都是商界人士，他們之中有部分人對本地樓市的看法也許已有調整，而事實上若干中小型地產商在九七年之後因本地樓市收縮加上幾家大型發展商壟斷了大部分供應，它們之中不少改為轉戰內地，香港樓市的發展跟他們的關係已不大。 政府在二○○二年宣布退出居屋市場時，曾經清楚演繹了政府在房屋市場的角色，包括要為有需要家庭提供租住公屋、退出作為發展商的角色、停止興建和停止出售實物的資助公營房屋，以及大幅減少在整體房地產市場所佔的供應比例。從當年開始，政府的公營房屋計劃集中照顧低收入家庭的居住需要，政府的資助房屋政策，主要是為幫助那些沒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為他們提供租住公屋。二○○二年的決定可以說是汲取了慘痛教訓之後的結果，也是幾十年來─自政府從五十年代提供公營房屋開始，一次階段性的房屋政策修訂，自此之後，政府在房屋政策內僅保留最核心的角色─為沒有能力租住私樓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租住公屋，其他如居屋、夾屋等市場一概退出，從此私營和公營的兩個房屋市場截然劃分。我們認為，現在要主張復建居屋的人士，為何會認為香港應該倒退回到○二年之前，力倡政府要重返居屋市場？他們認為什麼因素出現了變化？ 眾所周知，我們向來反對政府以資助形式協助市民置業的計劃，居屋是其中一個引起諸多後遺症的資助置業政策，我們自然大力反對，過去如是，現在亦然。置業和「居住權」是兩回事，後者是政府...

To all my beloved friends and follows, May I 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 As you may know I am going to have a big thing to do in June, wishing I am prepared, and my friends are prepared, my family prepared... All the best, Victor